贝尔格莱德的“野蛮主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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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巴尔干半岛中心,多瑙河与萨瓦河的交界,贝尔格莱德一直是欧洲通向东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的必经之路,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千百年来,这座城市在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德意志人、克罗地亚人等民族间反复易手,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精致而多样的建筑。

不过,除了游客们频频造访的土耳其式的卡莱梅格丹城堡、奥地利风格的米哈伊洛大街等,贝尔格莱德还有一块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城区,在那里,“野蛮生长”的建筑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

贝尔格莱德新城曾经是一片荒芜的无人区。直到二战之后,贝尔格莱德成为新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首都,政府才决定在新城开辟大规模的现代化办公区和居民区。为了有别于老欧洲“浮华造作”的巴洛克式、哥特式等建筑,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们开始寻求一种西欧从来不曾大规模使用的、不带奢侈装潢的、充满线条感和力量感的风格,贝尔格莱德的野蛮主义建筑(Brutalism)便因此而崛起。

“野蛮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50年,由瑞典建筑师汉斯阿斯普隆德用以描述乌普萨拉一座名为“Villa Gth”的现代砖房。顾名思义,野蛮主义的特征十分“简单粗暴”,通常都由不断重复的元素拼接而成,以笔直的线条和锋利的棱角居多。对于大型建筑物而言要么追求奇形怪状,要么追求严格对称,落成的建筑外墙多为毫无修饰的砖块和混凝土,整体看起来异常冰冷和沉重。

Villa Gth 资料图 (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 朱英涛 图)

为何野蛮主义从北欧舶来,却能在东欧遍地开花?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历史上,东欧各国经济发展较西欧北欧更落后,二战时又遭受纳粹的蹂躏,矿石、黄金、琥珀等珍贵原材料和资源被掠夺一空,而野蛮主义这种不加复杂装饰的风格就显得格外经济适用,同时也适合建设巨型单体建筑,容纳因工业化和城市化激增的市区人口。贝尔格莱德作为南斯拉夫首都,又握有一片处女地,自然成了野蛮主义成长的肥沃土壤。

跨过萨瓦河向西,这里的南斯拉夫饭店(Hotel Jugoslavija)与纽约广场饭店一样,既是富有传奇性的地标,也是见证时代风云变幻的丰碑。但两者不同的是,纽约广场饭店以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构筑了浮华的贵族伊甸园,而南斯拉夫饭店则用大面积的笔直、整齐、划一的线条,勾勒出朴素又威严的后现代肖像。

在落成后的几十年里,南斯拉夫饭店的命运就和南斯拉夫自身一样起伏:在冷战时期,它就是最有排场的国家名片,被用于接待国事访问的贵宾,如伊丽莎白二世、吉米卡特等政要;而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它被北约导弹数次击中,还曾被用作塞族军队的兵营;进入21世纪后,多亏了市场化和私人投资者,在经过大量修缮和改造后,它目前仍然保持营业。

居民社区也是新城不可忽视的重要规划。它们沿着纵跨塞尔维亚国土的E75高速公路排开,各个街区命名简单地只使用数字,从1开始编号,共有72个。建筑风格也极为粗犷,一面面外墙、一扇扇窗户犹如“复制粘贴”,完全没有多余的点缀。

设计最初的愿景是,希望这些住宅可以容纳与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相当的人口数量,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如今不少建筑要么已经人去楼空,要么只剩下中老年人,年轻人早已外流至德国、奥地利等地,整个贝尔格莱德新城也因此带有一种不可磨灭的萧条感。除了从天井射下的冷淡的光,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到生机和暖意。

在众街区中,有一座最吸引眼球且让人倍感震撼的高楼,这就是Genex Tower。因地处新城西端,本地人也称它为“西大门(The Western City Gate of Belgrade)”。这座双子塔分别由30层的居民楼和26层的办公楼组成,中间由一条走廊连接,并配有一个旋转餐厅(尽管因为资金问题,这个旋转餐厅从来没有真正“旋转”过)。当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在老城的土耳其城堡清晰地望见它。

Genex Tower启用于1980年,名字来源于入驻此地的南斯拉夫时期最有势力的公司之一General Export Company。Genex公司曾一度借助南斯拉夫不结盟的外交优势在铁幕西方和东方两边开花,是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的象征。然而随着上世纪末南斯拉夫解体,该公司不复存在,Genex Tower的管理和维护也每况愈下。

2018年7月,一场关于南斯拉夫野蛮主义建筑的摄影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开幕,标题是“去往混凝土的乌托邦(Toward a Concrete Utopia)”,将这个冷战时期铁幕以东最有代表性却也是最不为人知的艺术形式带回大众视野。这些代表了多元化、激进后现代主义和极端理想主义的遗产伫立在巴尔干的土地上,默默纪念着曾经那个伟大而激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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